当前，全球已经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迈入数字文明新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了新的机遇，也给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可以说，数字治理是数字文明的重要内容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和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解决痛点难题，数字治理成果丰富

近年来，中国向世界贡献了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的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围绕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经济三大领域的数字治理取得了丰富成果。

数字政府领域，从技术创新到治理理念转变。面对部门间、层级间协同难题，数字治理成为整体政府建设的助推器。以数字化改革为引擎的数字政府建设，通过打通底层数据、优化业务流程、压缩组织冗余、收缩政府边界，借助可量化、可评比、可操作的指标，更深层地推动政府内部机能的化学融合，从而实现整体政府效能的极大提升，让服务型政府真正落地见效。围绕数字政府建设，已有不少城市通过自身的前瞻性规划、系统性推进以及整体化提升，取得了积极进展，为我国全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上海“一网通办”、浙江“最多跑一次”、深圳市“i深圳”等，极大地提升了政府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有利于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协同合作方式的创新。截至2022年6月，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超过五成地区已经发布了专门的数字政府战略规划文件。全国政府网站数量由2015年初的8.4万家集约至2022年12月的1.45万家。为让百姓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多地政务部门坚持服务是推行数字政府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方面取得良好进展。

数字社会领域，数字手段推动治理效能提升。随着信息革命的兴起与技术应用，社会治理的场景、过程和治理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在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数字技术的应用在革新治理模式方面体现出了重大价值。典型如全国各大城市大脑功能升级，构建起了城市管理、基层治理、智慧服务等社会治理新模型与新体系。上海长宁试点“AI+一网统管”，形成城市治理自动化闭环，实现事件问题秒级发现；杭州城市大脑每天平均协同数据1.2亿多条，市民安全满意率达到97.53%。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深度应用，实现了细化到网格的治理可见、可控，增强了城市治理的感知能力及研判决策能力。

数字经济领域，数字产业提供发展磅礴动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奠定了基础。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效应加快和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放大，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新融合不断突破传统经济边界，爆发出无限的经济发展潜力。从全国各地发布的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来看，数字经济相关领域依然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彰显逆势而上的发展韧性，并成为各地扩大投资、提振消费、促进就业的重要抓手和动力。2023年第一季度，北京数字经济迎来“开门红”，实现增加值4265.7亿元，同比增长7.6%，占GDP比重42.9%；嘉兴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投资增长61.3%。我国数字经济在政策指引下快速发展，在拉动投资、激发消费、创造就业、增强实体经济创新力与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治理面广而深，仍存诸多难题

数字治理涵盖宏观层面的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中观层面的行业治理、产业治理等，微观层面的平台治理、企业治理、社区治理等。在数字治理为社会经济提供服务、支持与保障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难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一是数据治理和数字转型是一项庞大又复杂的工程，数字治理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当前仍然存在对其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够的情况。

二是数字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具有跨境性、外部性和外溢性的问题，需要全球性合作共同应对。但是，当前全球范围内缺乏完善的治理体系和统一的治理规则，在数字贸易、数字平台责任、人工智能伦理、网络生态、数字安全等诸多重要议题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基于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制度体系、文化理念的差异，提出一系列彼此冲突的治理方案，导致全球数字治理内在困境愈发凸显，限制和制约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

三是由于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本位主义、部门壁垒等与数字治理的整合性、系统性、协同性之间存在冲突与矛盾，很容易陷入各部门、各区域重复建设、标准不一等协同困境之中。地方政府面对上级关于数字治理的政策时，在基础设施、业务平台建设等方面积极执行，但在数据整合共享方面基于部门利益选择性执行，保留部门的核心数据，将一些次要数据进行共享公开，使得数据出现“聚而不通”的问题。同时数字治理理念尚未转换，缺乏“对数据进行治理”的动力，使得各部门数据在进行共享衔接上出现“通而不用”的问题。

四是数字治理的作用与效果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尤其体现在强调顶层设计、政策颁布、法规支持的制度体系建设和基于数字技术的综合治理能力方面。

直面问题挑战，协同推进数字治理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为面向未来的数字治理指明了方向，统筹平衡数字治理生态建设，处理好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伦理、活力与秩序、整体与局部、国内与国际几方面关系，构建数字治理制度体系、创新体系、协同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数字治理生态，这是推进数字治理的基本要求，更是推进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构建数字治理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构建数字治理制度体系，需要加强宏观制度设计，统筹数字治理业务系统建设。政府部门适度超前布局数字产业和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引导社会资源向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集中。通过宏观制度设计和政策规划，统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数字治理业务系统建设，加强不同数字平台之间的数据连通和信息交互，统筹推进数字治理能力提升。

形成数字治理创新体系。在数字化背景下，以新型基础设施为支撑、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形成开放的数字治理创新体系，具体可以拆解为一大基础设施（即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和九大创新体系（指的是数字治理的“三横”“六纵”。“三横”是数据资源体系、开放创新体系、协同治理体系,是数字治理之“横梁”;“六纵”是政策法规体系、组织领导体系、标准规范体系、数据治理体系、安全保障体系和建设运营体系,是数字治理之“立柱”。）。具体而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为数字治理提供可感知的数字化环境；九大创新体系则承载了数字治理的基础资源、重要手段、关键目标和支柱。在具体实践中，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大脑建设，为我国数字治理创新体系提供重要载体。加快政府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打造支撑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决策应急等数字治理创新体系。

构筑数字治理协同体系。数字社会治理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实现部门协同、区域协同以及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社区居民的协同，为此应拓展沟通渠道、统合业务流程、打通部门壁垒、共享数据资源，实现协同的社会治理。全面提升多部门协同的监测预警能力、监管执法能力、辅助指挥决策能力、救援实战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强化政府、企业、医疗卫生机构数据共享和协同应用；推动基层组织建设和信息发布、政策咨询、民情收集、民主协商、公共服务、邻里互助等事务网上运行，打造“互联网+群防群治”立体协同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