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踏寻北京红色印记 信仰铸就铁窗里坚强的战斗堡垒
时间：2021-06-05 09:33:25
来源：北京日报、北京人大微信公众号
西城区草岚子胡同西段和东城区炮局胡同21号是两处特殊的旧址。20世纪30年代，它们是国民党关押平津两地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监狱。在狱中，敌人或施以严刑，或诱以利禄，但共产党员们坚贞不屈，建立秘密党支部坚持斗争，在铁窗里铸就了坚强的战斗堡垒。
北海公园西边有一条狭长的胡同——草岚子胡同，它看上去非常普通，和北京城的其它胡同并无两样。殊不知，这里隐藏着一段少为人知的往事。 大革命失败后，北平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反动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31年，草岚子胡同西段设立临时看守所。第二年，这里改名“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俗称草岚子监狱，主要关押从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北平第一监狱、天津警察局看守所等地调过来的政治犯，其中很多都是共产党员。 草岚子监狱与普通监狱不同，它由军队管辖，可以对政治犯进行肆意迫害。所有关押在这里的政治犯必须经过反省，履行手续，登“反共启事”，才能释放出狱。如果不反省，即使刑期已满也不能释放。所谓反省，就是改变政治信仰和立场，向敌人屈服投降，自首叛变，其实质是实行军人法西斯专政，从精神和肉体上长期摧残政治犯。关押在这里的政治犯，多时达百余人，少时也有六七十人。除女犯外都戴脚镣，大号镣重7斤半，小号镣重3斤。 考虑到狱中斗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共产党员们在狱中建立了极为秘密的狱中党支部，并通过秘密渠道同中共河北省委取得联系，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同志们并肩作战。经过缜密的酝酿讨论，党支部将对敌斗争的口号定为“红旗出狱”，要求大家在斗争中生存，在斗争中提高，在斗争中有所作为，随时准备“从容就义”，努力争取“红旗出狱”。 党支部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制定切合实际的狱中斗争方针，领导共产党员对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二是组织狱中党员进行政治理论学习，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以便出狱后能为党的革命事业继续奋斗。支委会几个月改选一次，由全体党员推举对敌斗争坚决、有号召力和组织力的人担任书记和支委。 草岚子监狱党支部建立后，狱中斗争有了核心，党员、群众有了主心骨，仿佛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引领狱中的同志们开展顽强斗争。 草岚子监狱党支部成立之前，一些共产党员由于忙于革命工作，难得进行系统学习。而1932年7月以后被关进草岚子监狱的同志，大部分是参与爱国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他们满腔热血、勇敢无畏，但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容易受错误思想和理论的迷惑，如果得不到正确指导，很可能被敌人利用。所以，狱中党支部提议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把敌人的监狱变成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的地下党校，让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马列主义。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草岚子监狱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杨献珍是主要负责人。学习委员会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制订详细的学习计划，规定全体同志无论文化高低都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有基础的同志要帮助文化低的同志补习文化，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要额外学习英语。他们用多种手段做通看守的工作，通过他们买来报纸和有用的资料，同时，通过探监的人秘密带进马列主义书籍。学习书目主要有《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经典。这些书籍大都是外文原文，英文版由杨献珍翻译，俄文版由黄健纯翻译。译本通俗易懂、简明流畅，易于大家学习。 此外，党支部还设法买到了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由殷鉴、杨献珍翻译出来，供大家阅读。后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党内一些文件也传到监狱里。同志们经常一个月就学完一本著作，为防止敌人搜查，他们看完就埋在监狱地下。 通过学习，大家的理论知识不断丰富，开始尝试写学习心得、斗争经验、时事论文。党支部秘密出版了自办刊物《红十月》，激励大家学习交流。红军开始长征的消息，狱中党员是从敌人的报纸上得到的。有个党员十分细心，不断根据报上披露的消息，把红军的活动记载下来。当红军到达陕北后，那位党员绘成了一幅“长征线路图”刊载到《红十月》上，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这个地下党校，让党员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增长了理论知识、提高了思想觉悟、经受住了革命的锻炼。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既有实际斗争经验、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干部。 在草岚子监狱党支部的组织下，共产党员们开展了三次反“审查”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反省政策”。 1932年底，由于敌人安排的法官讲课、神父布道等诱使同志们“反省”“悔过”的办法都没有奏效，反省院决定对所有政治犯进行一次大审查。在审查前，党支部对同志们做了革命气节教育，还专门组织了审查预演，预判到敌人审查的内容。狱方提审胡锡奎、刘聚奎时，他们两个任凭敌人恐吓、动刑也不肯“反省”，甚至高歌唱起：“我们的旗帜是红旗，红旗裹着战士尸。红旗飘飘啸，决一死战。怕死的东西滚开些，我们誓死拥护着红旗！”狱方气得扬言要枪毙他们，二人依旧横眉冷对、从容不迫。最后，狱方无奈，把他们拉到军法处毒打了一顿。由于同志们坚决抵制，这次审查没能继续下去。 1933年9月，第二次审查开始。基于第一次审查的教训，这次狱方改变了审查方法。他们动员部分政治犯的亲朋好友来做工作，对那些还不“反省”的人施以吊打、压杠子、灌辣椒水等非人的酷刑。但共产党员们不仅没有屈服，还纷纷向党组织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绝不向敌人屈膝投降！”为鼓舞同志们的士气，草岚子监狱党支部响亮地提出：“粉碎敌人的一次‘审查’，就是击退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像红军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的一次‘围剿’一样。”在党支部的这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影响下，一些党外分子也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拒不“反省”。 第三次审查是在1934年初进行的。经过两轮审查，敌人知道这些人都是“硬骨头”，很难说服，也就不再“苦口婆心”劝说，而是寄希望于旷日持久的监狱折磨来迫使他们屈服。然而，真正的共产党员们宁死不屈，坚持挺过了这道关。 党员郝清玉1931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来患上了肠胃病。监狱训育员拿着一张“反共启事”对瘦得皮包骨的郝清玉说：“你病得这样了，不出去治病你就完了。你不能起来，我在你手上涂上墨，你在这张纸上按个手印，马上就可以出去，还可以送你去德国医院治病。如果你不按这个手印，就把你送到天桥去！”郝清玉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国民党对外屈膝投降日本，对内压迫屠杀人民，应该反省的是你们。我是革命到底，无过可悔，想让我叛党，办不到，别说天桥，就是地桥，也吓不倒我，绝不按手印！” 最终，三次审查都无果而终。后来，共产党员们在狱中党组织的带领下，还进行了绝食等多项斗争。 离东直门不远处有个炮局胡同，清朝时，这里便是监狱，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改名为北平陆军监狱，俗称炮局监狱，主要关押军事犯。至今，行人路过此处，还能见到昔日建造的碉堡。 1934年11月9日，爱国将领、共产党员吉鸿昌因从事反蒋抗日活动在天津被捕，被秘密押解至北平陆军监狱。由何应钦把持的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了“军法会审”。审讯中，敌人拿着写有共产党员名单的纸条让吉鸿昌指认，并以此为要挟。吉鸿昌愤怒地抢过纸条撕了个粉碎，拍着胸脯说:“名单中，共产党员就我一个人，要杀要剐，都是我！” 在法庭上，吉鸿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他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国民党的“军法会审”变成了宣传抗日的讲堂。 黑暗寒冷的监狱困住了吉鸿昌的身体，却浇不灭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希望。沉重的镣铐锁住了吉鸿昌的双手和双脚，却锁不住吉鸿昌那颗抗日救亡的心。在狱中，他抓紧一切机会向难友、狱卒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抗日必胜的信念。他身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身边很多人。 11月24日，是吉鸿昌的就义日。在走向刑场的路上，他弯腰捡起一根树枝，挥手在地上写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写罢这首浩然正气的就义诗，吉鸿昌起身对行刑的特务厉声说道:“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张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特务们搬了一把椅子放到吉鸿昌面前。吉鸿昌坐在椅子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刽子手看到他那锐利逼人的目光时，不禁打了个寒噤。面对敌人的枪口，吉鸿昌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9岁。 1936年春，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化名胡服）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 当时，日本策动华北事变，进逼北平。考虑到北平一旦落入日本人手中，草岚子监狱里的大批干部必定遭到杀害，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议，有必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手段，将草岚子监狱中党的50多名重要干部营救出狱，以便协助北方局开展工作。很快，党中央有了回信，高度赞扬五年来草岚子监狱共产党员们在狱中坚贞不屈的斗争和对党矢志不渝的信仰，认为他们是经受住考验的、党可以完全信赖的同志，批准北方局竭力分批次营救这些同志出狱，以便担负更艰巨的任务。 1936年秋，草岚子监狱里的50多名共产党员分9批先后被党组织成功营救出狱。备受折磨与煎熬的狱中斗争结束了，还没来得及缓口气，他们又投入到新的残酷战斗中。在北方局的领导下，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到了太原，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利用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安子文继续留在北平，发动组织和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刘澜涛被委派到绥东抗日前线创办抗日刊物，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友清赴山西开展工人运动；刘昭在石家庄成立了一个抗日学生队，到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李楚离在平津从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张玺到冀鲁豫特委开展党组织的恢复工作；胡锡奎到冀东组织和领导了22个县约20万人的抗日武装起义……这批同志再一次以满腔的热血和赤胆忠心投入到党的新工作岗位上，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历史不会忘记，当年有一批共产党员满腔正气、视死如归，在这两所监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