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李大钊《狱中自述》尽显初心坚定炽烈
时间：2021-05-20 08:57:00
来源：北京日报、北京人大微信公众号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在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即将正式开展的《不朽的功勋——李大钊生平事迹展》上，一份李大钊亲笔书写的《狱中自述》手稿正在屏幕上闪现，看后令人心绪久久不能平复。
1927年4月29日，一个消息震撼了整个京城——《晨报》报道：李大钊等前一天已执行绞决。李大钊生前留下的《狱中自述》，成为其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历史见证，更是他用生命谱写的一曲正气歌。初读《狱中自述》，难免发出疑问，为何李大钊只字未提他一直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却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写了这篇自述？我们穿越时光，重回近百年前的那段历史中探寻答案——这篇大约2800字的自述背后，深藏着李大钊坚定的理想信仰、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他舍身护卫年轻革命者的眷眷之心。狱中笃定落笔展现坚定信仰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 在狱中，李大钊留下了两份珍贵的文献资料——《狱中供词》和《狱中自述》。《狱中供词》是李大钊被敌人审问时的回答，而《狱中自述》则是他以书面形式向敌人作出的回答。 当时，李大钊的被捕和入狱，震惊了京城内外，各界人士竞相营救。北京25所大学校长集会，发表声明要求“移交法庭办理”；李大钊同乡300余人联名请释；西北的国民军通电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害李大钊：京津不少报纸也为李大钊呼吁；北方铁路工人甚至组织了劫狱队，决心不惜代价，全力营救李大钊。但李大钊闻讯，却不愿革命力量再受损失，坚决劝阻。中共北方组织忍痛取消了劫狱营救计划，工人们为有这样伟大的领袖而感动落泪。 压力之下，京师警察厅在抓捕李大钊的第二天就匆忙委派了15人进行审理。 1927年4月8日的《世界日报》上记载：“李著灰棉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问到后来，他干脆说：“因预审中供词，由书记记录，多与彼原意不甚相符。”于是，就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终日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钊，终于借这个机会梳理了自己的一生。 《狱中自述》共有三稿。初稿较为简略，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最后一稿大约2800字。1957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将其捐献给国家。 《狱中自述》的字体苍劲有力，书写一丝不苟。透过这些字，仿佛可以看到李大钊在狱中笃定落笔的样子。虽是危难关头，他却没有丝毫的慌乱与犹疑，因为，他心中的信仰坚定而炽烈，为了实现再造中国之理想，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狱中自述》中，李大钊用很大篇幅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他的伟大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 那是一个世纪前的古都北京，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 1916年，一位留着威严八字胡、目光锐利的27岁青年，从日本留学回国，抱着救国理想来到北京。这位青年就是李大钊。正如他在《狱中自述》所说，“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 也有《狱中自述》故意略去的一段经历。早在留日前后，李大钊就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到北京的第二年，即1917年春季，他研究了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及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十月革命的胜利，更让他看到了中华民族自救复兴的曙光，李大钊以深邃的历史眼光，认定它代表着世界新潮流，于是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 李大钊38年的短暂人生，有10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北大红楼、石驸马大街后宅胡同35号小院（现西城区新文化街文华胡同24号）等处，都留下了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伟大革命实践的足迹。 《狱中自述》中，李大钊以国民党人自称，未曾谈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为何要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写自述呢？ 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斗争形势，便不难理解李大钊的抉择。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后，李大钊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也记载了这段经历：“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那时的孙中山，看到了共产党焕发出的勃勃生机，要借以改造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兼任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领导着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绥远、甘肃、新疆、黑龙江等北方15个省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北方群众运动一波连一波，高潮迭起。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四面受敌。危急下，多亏李大钊及时出面，恳请苏联提供军火援助，这才令国民军不断扩充军源，具备了与北方反动军阀相抗衡的资本。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及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被通缉。3月底，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不久，奉系军阀控制了北洋军阀政府，更加重了北京的白色恐怖。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先后被杀害。任“讨赤联军总司令”的张作霖，将捕杀李大钊等人列为特别紧迫的军事行动。 但李大钊仍然没有离开北京，坚持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 危险日益迫近，李大钊和同事在后院僻静处，将一沓沓的文件扔进熊熊的炉火中。虽然很多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但他不肯。据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回忆，父亲曾对母亲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 当时的中国从北到南，战火不休。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苏联使馆旧兵营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与此同时，北方革命力量也在迅速发展。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京的共产党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党员由2000余人发展到4000余人。就连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就是大帅府秘书董季皋。 1927年4月6日，在获得帝国主义公使团的默许后，张作霖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派兵闯进苏联使馆，疯狂搜捕。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滞留北京地区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及苏联驻华人员数十人一同被捕。 看到这里，我们自然也就明白了李大钊的抉择。在这种险恶形势下，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党的组织再次遭受破坏。鉴于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李大钊在自述中隐藏了自己中共领导人的身份，绝口不谈共产党，有意利用国民党这层关系，最大限度保护一同被捕的其他人。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讲述了一些事情，仔细阅读可以发现，李大钊可谓是字斟句酌。他煞费苦心地和敌人周旋，以保护革命组织，保存革命力量。 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力量，《狱中自述》中写道，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 为了保护进步工人、工人组织，他写道，“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 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一切用款则全由国民党自广州、武汉汇寄。李大钊以此说法来尽力保护一同被捕的人员。 李大钊经过慎重选择，也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例如，他提到了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名字，谈了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但这些情况都是已见诸报端的。李大钊借用这些信息，掩护了真正秘密的信息。 在《狱中自述》的结尾处，李大钊依然在独揽责任，全力保全他人，“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他还特别写道：“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秘密。 张作霖派出参谋长杨宇霆，让他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并对李大钊许以高官厚禄。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所以，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 在狱中20余日，李大钊绝不提家事。当他在审讯处最后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见到同在狱中的妻子、女儿时，只是静静地看着她们，没有对她们说一句话。 即便是“无确供”，特别法庭还是在4月28日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押赴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执行。 李大钊身着棉袍，在镜头前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头发剃去了，宽阔的额头，浓黑的双眉，两眼目光淡定，脸上泰然自若，宛如平日。 李大钊视死如归，因为他对生命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如同他在1919年发表的短文《牺牲》中所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