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党 史

早春时节，陶然亭公园湖心岛西南处的慈悲庵内外万物复苏。上世纪20年代，这里曾是中共北京组织的秘密据点，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救国救民道路，开展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活动家和领导人之一高君宇去世后葬在离此不远处，他与新文化战士石评梅的革命爱情为后世称道。

　　建于元代的慈悲庵，依然风貌犹存。其中一间屋子的陈设极其简单，只有一溜长桌和几排码放整齐的方椅，墙上挂着的那张年代久远的黑白旧照，记录下了100多年前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此召开“五团体会议”的情景。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社员周恩来、邓颖超等11人来京，希望“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对此，李大钊非常赞同，他建议以觉悟社名义邀请北京进步团体召开会议，共同商讨革命运动的方向和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问题。

　　8月16日，觉悟社、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共五个团体的20多名代表，包括李大钊、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邓中夏等在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刘清扬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意图与议程安排；邓颖超汇报了觉悟社的活动情况；周恩来倡议在座各团体首先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他希望革命青年们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并明确提出：“二十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两天后，五团体代表齐聚北大图书馆，讨论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两份文件接受了李大钊在“五团体会议”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体现出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思想。“主义明确”“旗帜鲜明”等原则为各团体之后的活动提供了行动准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党史学者认为，在陶然亭慈悲庵召开的这次“五团体会议”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北京组织的建立，也为1921年7月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了一定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李大钊要为刚刚建立的中共北京早期组织选择一个秘密工作的场所。他分析各方面条件后，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陶然亭。

　　在当时的北京，陶然亭位置比较偏僻，人烟稀少，相对隐蔽。而且，陶然亭周围坟冢很多，如果以上坟为掩护不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1921年夏天，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的夫人病故，葬于陶然亭。陈愚生便以守墓为名，在慈悲庵内租了两间南屋，对外说要住在这里为夫人守墓，实际上是在此建立中共北京组织的秘密据点，联络同志，举行秘密会议。

　　从1921年至1923年间，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都曾在慈悲庵进行过秘密革命活动。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高君宇、邓中夏等人深入工人中大力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他们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又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白天为工人子弟上课，晚上向工人传播革命思想，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第一批骨干，为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奠定了基础。他们还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逐步办成共产党小组的一个外围组织，每逢周末和假日，就到工人中宣传社会主义以启发他们的觉悟。

　　1920年5月1日，全国数十个城市举行集会或游行，纪念五一劳动节，约有五六万名工人参加。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

　　那一天，北京工读互助团出动了两辆汽车，车上插着“劳工神圣”“资本家末日”等字样的旗帜，沿街散发《五一劳工宣言》；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50名学生，分成5组，沿街宣讲“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工界”“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北京大学召开了数百人参加的纪念大会，会上，李大钊做了关于五一运动史的报告。会后，北大师生一起上街宣传讲演，散发传单；长辛店的工人也举行了纪念会。

　　同日，高君宇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表了《五月一日与今后世界》一文，宣传了五一劳动节的历史和伟大意义。他说：“五一运动的呼声，是劳工在资本家压制的底下要求翻身的呼声，也是平民要‘复权’的一个记号。”五月一日同盟总罢工的目的，不是单纯减少工作时间，“它的总目的是在改造社会”。

　　可以看出，从工人运动一开始，像高君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便与改良主义者不同。他们从事工人运动的目的，不在一点一滴的改良，而是引导工人走彻底革命的道路。就像高君宇在文章中所说：“凡是承认五一运动者是为了新世界奋斗的同志，都应撑起肩来，担负这个改造社会的责任。”